作者｜陈先枢 黄启昌
粤汉铁路的开通与长沙铁路运输行的兴盛
1905年，清政府从美国手中收回粤汉铁路的筑路权，在修筑长沙至株洲一段后，因资金匮缺，原已计划的武昌至长沙段迟迟没有动工。
上世纪三零年代“武广线”货运火得不行，长沙运输业视信誉为生命
1936年，粤汉铁路全线通车，长沙经广州口岸进出口的商品日益增多，牲猪和粮食成为长沙外销的大宗商品。当时在长沙长春巷一带形成了庞大的猪行，广州猪行也来长沙设庄，计有大安祥等6家庄号。尤其是湘米销粤急剧增加，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当年，正值湖南粮食丰收，长沙粮食市场进入鼎盛时期，当年流向省外大米达10．06万吨，占全国大米流通总量122.59万吨的8.2％。加上浙赣铁路、湘桂铁路的开通和公路运输的发展，外省籍客商到长沙设庄开店者日益增多，逐渐在商业、金融业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如江西籍客商在金银首饰业、钱业居于翘首；江苏籍客商在绸布业实力较强；湖北、河南两省客商执药材业之牛耳；广东籍客商开西药业之先河；福建客商长于经营烟草等。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外籍客商的活动，对长沙经济的繁荣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。
粤汉铁路的开通使长沙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——铁路运输行。铁路运输开通之初，货物交运手续繁琐，起运、接运各站全无仓储设施，运输途中亦无防护设备，又无专人押运，货主深感不便。于是一种全盘代理铁路运输业务的运输行便应运而生了。早在长株铁路开通时，长沙就有运输行2家。长武段通车后，由于国有铁路公司连年亏损，粤汉铁路湘鄂工程局为增加运量，与水运争夺运输市场，积极鼓励商民开设运输行，并订立了若干优惠条例。运输行开设之初须向铁路局预缴全年运费3万元，保证全年适量3万吨。缴款后随时交货起票，一律记账，不收现款，当时称之为“开红票”，到年终一次结清，只有少补，不能多退。铁路局还制订了奖励措施，只要全年运量达到3万吨，即可按8折付运费；超过计划50％者，按7折计算；超过计划1倍或1倍以上者，按6折付款。当时有名的运输行有“公兴和”“泰隆”“信大”“湘粤汉”等数家，他们在长沙、武昌两站，均有其机构，并配有堆栈、防护装卸等设备，其南来北往的货运业务，当时的“武广线”货运十分繁盛。他们的年运输量都超过了原定指标的一至数倍，财源广进，于是引起了不少人的眼红。至1930年前后，又有“顺丰”“祐顺”“大成”“大兴”等运输行开业，仍袭旧章，须向铁路局预付贷款。到1933年停止预付款的办法，以致运输行又有增加。据1934年统计，长沙共有铁路运输行20家，注册资金10．4万元，从业人员218人，年营业额72．8万元。
上世纪三零年代“武广线”货运火得不行，长沙运输业视信誉为生命
粤汉铁路全线通车后，运输行也进入鼎盛时期，猛增至59家。运输业的人员构成亦有较大的变化，有的是原铁运货主，因商业失利，改营运输；有的是原运输行的学徒发迹后自己另组运输行。如“信大”学徒罗桂云、南货业主马庆藩、百货业主罗春堂等都经营起运输行来。这些运输行人才济济，业务更趋活跃。当时经营运输行实为不易，既要取得铁路局的信任，在路章许可之下取得装运便利；又要取得货主的信任，要在起、运、止各站有机械、堆栈、设备、人力，要将货物按时安全地到达和交卸。
因此各运输行均视信誉为生命，以“货主第一”为宗旨。长沙“文夕”大火后，长沙各铁路运输行演出了“全力保货还主”的动人一幕，一直为后人所称赞。长沙大火使长沙运输行的机构和堆栈焚毁殆尽，但各行所起运的货物，除长沙一处受损而无法挽救外，其余货物均因广州、武汉的相继沦陷，陷在沿铁路各站。仅运粤大米就有4000多个车皮，每车皮平均以30吨计，约有10万吨之多。各运输行主置家乡失火、家人生死存亡于不顾，派人日夜困守在沿途的列车上，并设法通知货主前往货场，凭单提取，颗粒归还原主。货主们提到大米后无法运走的都在当地贱价发售，使当地人民受到了实惠。
各运输行在清理铁路沿线被陷货物交还货主之后，各自收拾残局，时停时开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。部分运输行一直坚持营业，对繁荣长沙的战时经济继续起着作用。直到1945年粤汉铁路全线复路通车后，运输行才全面复业，走上了正轨。1946年运输行增至60余家，至1949年上半年发展到110余家，从业人员1000余人。
